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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神8590发现海洋:【党史学习】第三章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绵竹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行动 第一节 党组织及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来源: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 编辑:海洋之神8590发现海洋发布时间:2021/5/25 9:35:21 点击率: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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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从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拉开。

抗战爆发后,四川的局势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在四川长期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义的感召下,积极出川对日作战。国民政府机关又迁往重庆,使其成为了战时的首都。但由于军阀政府对各地中共党组织的大规模清剿,导致整个四川的中共组织工作极其薄弱。省级机关尚未恢复建立,各地有组织的中共地下活动不可能开展。这个时期,绵竹的中共党员均以个人身份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随着川西特委的建立,绵竹也才在特委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日军侵略带来深重灾难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寇对重庆、成都及大后方四川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战略轰炸。从1938年11月8日,日机首次轰炸成都开始,至1944年12月止,六年间日机对成都及周边县城无差别轰炸达22次之多,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日本侵华战争给绵竹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其惨重,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十分巨大。据民国绵竹县政府统计:八年抗战财产损失高达1,839,515,000元法币,年均损失229,939,375元法币;八年间,物价指数暴涨1900余倍,零售价暴涨1800余倍,民众生活一落千丈。

绵竹由于地处日军空袭成都西线必经之路,也多次受到日机的侵扰。1944年9月9日深夜12时,敌机十余架经过玉泉乡第六保五连桥时候,由空掷下炸弹十枚,连续降下约有一里之遥……损坏稻谷40余亩。绵竹人叶肇英亲历空袭,他描述的情景是:“听到空袭警报,有的即向郊外疏散,有的则仍旧不动……那提箱笼、背包袱、拎篼篼,扶老携幼的面带惊慌之色的人流便争先恐后地朝郊外涌去……”抗战时期,日军空袭给绵竹人民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二、绵竹党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国民党军队和政府1934年4月到1935年3月长达一年时间的大规模清共围剿,致使绵安中心县委和基层党组织全部破坏,党在绵竹有组织的活动全面停止。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下,加快了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工作。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直属中央领导。中共长江局在武汉成立后,中央指示四川工委由中共长江局领导。1938年11月25日,川西特委成立(1939年1月更名川康特委),属南方局领导,委员有罗世文、邹风平、张曙时、程子健、郑伯克、张秀熟、韩天石,候补委员有阚思颖、张文澄。邹风平为川西特委书记,赵利群为秘书长。特委以成都为中心,领导川西、西康、川北和川南部分地区的党组织。

这个时期,绵竹的抗日救亡运动主要通过几个方面进行:一是绵竹籍的中共党员还没有与组织取得联系,则通过各种方式为抗日救亡运动作出艰辛的努力;二是利用自身影响力作四川军阀上层统战工作,促使其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抗日;三是在川西特委的领导下,由组织派地下党员与绵竹进步人士联络并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赵利群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共四川省委为了保存党的实力,发挥中共党组织的作用,委派赵利群于1937年春夏隐蔽家乡绵竹,待机开展革命斗争。卢沟桥事变后,赵利群认为是发挥自己作用的时候了,应该让抗日的烈火燃遍绵竹。于是,赵利群与他的同学一起,组织“绵竹县文化界救亡协会”,并及时与成都救亡组织取得了联系。赵利群在绵竹文化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县城四周和街头巷尾,向老百姓进行抗日宣传,动员广大青年积极参军,抗日救国。在赵利群及其同仁的宣传、鼓动下,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军。不到几天,数百名青年投笔从戎,他们浩浩荡荡从绵竹出发,经过急行军开到重庆,出川开赴抗日前线。

(二)王干青为抗战奔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加紧了四川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刘湘为了拒抗蒋介石进一步控制四川,愿联合抗日,经中共四川党组织多方活动和刘湘的高级幕僚乔毅夫(绵竹人,王干青同学)推荐,由王干青任四川绥靖公署顾问,代表刘湘前往延安。在延安的四个多月中,王干青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王干青向中共中央、毛主席转达了刘湘和所部川军参加抗战的决心。毛主席对川军决心抗日高度赞赏,并作了不少重要批示让他转达刘湘。与中共中央主席如此近距离商谈国家大事,亲眼目睹毛泽东的领袖威仪,王干青非常激动。回四川前夕,毛主席赠与亲笔题字的全身影照一张,更令王干青钦佩不已,后作七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和仰慕之情:

三秦北户古延安,上将威名学范韩。

自古贤豪不出世,如公英武信才难。

十年叱咤雷霆斗,一鼓和平万兆欢。

沧:崃骶巳,更看支手挽狂澜。

在此期间,经王干青的努力,中共中央和四川刘湘军部的电台架设起来,于1937年9月15日开始互通电报,中共中央与川军联系紧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1937年9月1日,刘湘率部出川抗战,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刘湘逝前留下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2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王干青的一份电文中称:“刘公新丧,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表示对刘湘的沉痛哀悼。

王干青自延安回川后,还介绍了一批有志青年,如杨鸣皋、易诚、王泽丰等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其中有些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和领导者。同时,受党组织的委托,王干青还招聘了一批机械工人、印刷工人到延安工作。

十四年抗战,川军和四川人民所作的贡献和牺牲都特别巨大,这也充分证实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成功,为中国人民抵御外侮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张文静组织吾曹剧社、创办“不忍图书馆”

1938年秋,绵竹东区富新乡,燃起了一支以宣传抗日救亡、抗战必胜为宗旨的业余戏剧团体的熊熊火炬。在曹家庵(今富新镇),1934年绵竹中共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隐蔽在这里的党员张文静,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义愤填膺,便同进步知识青年曾子高发动本乡旅蓉读书的青年学生魏全、苟官禄,以寒假回乡教群众识字、唱歌为名,进而排演简单的戏剧,开展初步的剧社活动。他们演出了《中华民族的子孙》《放下你的鞭子》以及张文静自己创作的讽刺剧《特派员》和歌颂朝鲜民族英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韩人血泪》等宣传抗日救亡革命剧目。为了贯彻中华民族抗日必胜的信念,张文静还亲自拟定外幕字标“醒狮雄声”,揭示中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坚定信心。他们还赴蓉制做了“吾曹话剧社”的社徽,社徽五角星中心有“吾曹”二字,以激励社员热爱家乡、热爱祖国、团结抗日的热忱。剧社除在本地演出外,还到拱星、兴。蚕厮水、河清,罗江的略坪等地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和称赞。吾曹剧社的抗日宣传活动在人民群众中非常有效地传播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复兴中华民族的革命思想。

1943年,张文静还在富新乡小学创办了“不忍图书馆”。“不忍”其意是指:富新老一代共产党人,不忍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施以极端的欺骗宣传和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罪行。这个图书馆由在此任教的张文静主持创办,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进步思想为目的。张文静为图书馆购买了大批进步图书,还陈列了许多进步报刊杂志,定时开放,外借图书,热情地接待乡内外的广大读者。读者最喜爱的书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等经典著作,有邹韬奋先生的《流亡生活记》《展望》《青年问题解答》《萍踪忆语》,有曹伯韩的《社会科学十讲》,薛暮桥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何干之的《中国近百年启蒙运动史》,艾思奇、胡绳的哲学著作等。馆内当时藏书不下于五千册,是非常珍贵的文化财富,它对当时的青年教育启发大、触动深。特别是该馆阅览室开展读报活动,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是富新小学社会宣传的基地之一。


三、川西特委支持创办中原书店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妄图独吞胜利果实,加紧勾结美帝国主义,积极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对国统区人民进行疯狂镇压,对解放区人民实行猖狂进攻。这时,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川西特委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革命真理,决定在绵竹开办“中原书店”。

1945年夏天,中共川康特委党员马识途直接与经办书刊发行的倪子明、礼广贵联系发展进步书店事宜,欲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延伸到川西平原。倪子明、礼广贵在工作中又结识了绵竹进步青年刘家农(大西街德厚永商号店员),谈到办书店事宜,刘家农立即响应,积极担负起传播革命书刊、进步文化的任务。

刘家农的同学王邦济、王邦谓两兄弟,家庭富裕、思想进步,他们主动把在小西街的两间铺面让出,作为书店门市让刘家农经营。书店有了地址,地下党组织为它取名“中原书店”。这是借用郭沫若在重庆主编的刊物《中原》的名字,寓意为“勿忘中原,还我河山”。名字定下之后,便请当时成渝两地《新蜀报》的记者、进步青年黄露舍拜访郭沫若题写店名。郭沫若泼墨挥毫书就“中原书店”四个大字,黄露舍及时将题字带回绵竹,精制成一块黑漆金字大匾。黄露舍又奔赴重庆,请沈钧儒、马叙伦等知名人士为书店开业写条幅,礼广贵赶往成都请叶圣陶、丰子恺等进步书画家作屏障。将书画珍品装帧成帙,高挂店内。这些典雅的艺术品,是社会进步名流对中原书店的:赜牍睦,也显示了书店鲜明的政治特色。

1945年7月7日,中原书店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开张营业了。这条僻静小街热闹非凡,店堂整修一新,金匾夺目,布置高雅,书架整洁,货柜有序,众多的具有民主内容的书刊琳琅满目。文艺作品有《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理论书籍有《整风文献》《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印象记》《延安归来》《大众哲学》等。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华日报》和《民主报》,读者络绎不绝,争相阅读进步书刊。这些书籍、报刊把中原书店的战斗姿态充分地显示出来。开业以后,顾客盈门,进步青年、在校学生成群结队来书店读书看报、买报购书,从中获取革命真理,受到教益。中原书店迅速变成了进步青年聚会之地。

正当书店办得兴旺之时,县长周宪民、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李伯常先后混在读者群中进行窥视,他们对中原书店传播进步书刊恨得咬牙切齿,密谋破坏。不久,县城内谣言四起,说书店是“共产党的联络站”“书店设有通往延安的电台”等,军统特务、三青团骨干分子陈子干深更半夜潜入书店周围侦察电台,一连很多夜晚都一无所获,特务们不敢贸然行事。此计不成,又生一计,国民党县政府通令各学校只能到大西街县府口的国华书店购买教材,禁止在其它书店,特别是像中原书店这样的进步书店购买教材。迫于政治压力,中原书店的订户纷纷退货,造成该店教材大量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经济严重亏损。在政治、经济的双重迫害下,中原书店经营每况愈下,处境艰难,至1947年春被迫停业,营业一年零六个月。

中原书店虽然在绵竹营业时间较短,但它给了反动思想、反动文化一个有力的反击,对国民党当局御用的国华书店贩售腐朽没落的反动、荒诞、淫秽书刊、画册更是有力的抵制,为追求进步及革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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