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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之神8590发现海洋:【第一章】中国共产党绵竹早期组织的建立:第一节 绵竹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来源:中共绵竹市委党史办公室 著 编辑:海洋之神8590发现海洋发布时间:2021/3/29 11:17:34 点击率: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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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绵竹同全国一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绵竹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五四运动前后,绵竹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绵竹。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绵竹涌现了王干青、张治、史伯康、赵利群、骆是愚等一批早期共产党员,成立了中共绵竹支部,开始了早期的革命活动。

据《华阳国志》载:“绵竹县,刘焉初所治,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可见当时绵竹水稻单产已达相当高的水平。绵竹县是四川省粮油主产区之一,除自给外,部分外销。民国时期粮油市场由市场调剂交换,价格随行就市。新粮、油上市时,价格低廉,春夏高涨。粮油商贩从购销、囤积、转运中牟利。据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统计,绵竹县城关有粮商54家,油坊(油菜籽加工成菜油的作坊)30家,运销户51家,油铺40家。粮食以小麦、稻谷为主,亦有少量黄豆、扁豆。每次县城逢场期,上市大米四五百石,多时达六七百石,是年外运商拨粮谷七万石。绵竹县市镇人口所需粮油,解放前自由购买,但由于土豪劣绅把持市。赣凸┯粽,粮价高企,平民叫苦。

民国后期,绵竹县粮政紊乱,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导致粮库空虚。他们征借结合,横征暴敛,寅吃卯粮,1928年就已征借到1983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又大量地征粮支前,再加上此后的征粮更无法计算。解放前夕,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各种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派捐派税又派粮,地主转嫁危机加租加押,粮商囤积居奇,弄得绵竹民不聊生,农业生产水平低下。种粮农民一年到头向地主交租后所剩无几,其中较好者也仅存糠菜半年粮,甚至部分农民连租也交不够。他们负债累累,难以度日,只有依靠糠菜甚至观音土过日子,在生死临界线上挣扎。

清代,绵竹前山有煤窑四五百家,后山约百余家。绵竹造纸业历史悠久,明初就有人经营造纸,明末战乱全毁,清初又逐步恢复,到盛时全县造纸业达300余家。另外,绵竹是北连松茂,内接川西诸县,北经绵阳至陕甘的川西北货物集散枢纽。

绵竹酿酒业源远流长,在唐代就远近闻名,宋时品种增多,为世人所喜爱,清康熙年间,绵竹大曲已誉满全川。清朝末年,刘佐臣在绵竹县明阳街开办“恒丰泰”大曲坊,后在重庆设分号,此时绵竹酒业发展达到极盛时期。清末,绵竹有名的大曲坊已增至18家。绵竹大曲不仅在四川享有盛誉,而且还远销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外市。鞯乜蜕淘萍嘀。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二月,绵竹县令胡开云在向四川清理财政总局申请减免绵竹酒税的呈文中说:“烧锅,县属向产大曲酒,为川省之最……”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四川劝业道召开首次劝业大会,各地工商业名优特产云集成都比拼,刘佐臣的“恒丰泰”所产绵竹大曲酒从各地名酒中脱颖而出,获四川省劝业会头等奖。

解放前,绵竹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据1941年县国民政府统计:列为机器工业的有光明电气公司,只拥有一部40马力白煤气机,带动一台50千瓦发电机,木炭作燃料,发电不足800盏灯照明用;一个民营机器米厂,用旧汽车引擎带动铁制米机,年产精米3.6万担。列为化学工业的,是1936年开办的益民火柴厂,并无机械设备。列为纺织工业的有30余家,平均每家有4部木织布机。此外还有征属工厂、游民教养工厂等,属于救济性质,实际上都是手工业生产。

解放前绵竹工人主要集中在烧酒业、制曲业、纺织业、纸张制作业、裱糊业、彩绘业、车轿业等,各行业都有工会存在。1948年时,工会会员已有1800人。当时,手工作坊、厂矿和商店的工人、店员工资比较低。民国八年(1919年)间,打铁工每月8.4-10.5元,糖果工16-24元,挖煤工20-25元,缫工一般是计件工资。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县总工会调查:细木工的工资在1936年前后,月工资1600元,造纸工为850元。到调查之时,细木工月工资3200元,造纸工2500元。虽然他们的月工资都增加1倍以上,但当时米价已经涨到700元/斗,一月收入仅能买二三斗米,难以糊口,所以工人曾连续提出发大米做工资,不要法币,但未能实现。

由于种植、养殖、纺织、酿酒、采煤、造纸、山货和商贸的发达,绵竹成为了一个工商业欣欣向荣的繁华所在,被誉为“小成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一方面大量倾销商品,一方面大肆掠夺农副产品和其他原料。在绵竹倾销的商品主要是洋纱、洋布、洋瓷、玻璃、化妆品、煤油等;掠夺的原料主要有生丝、山货、药材、猪鬃、鸭毛、牛羊皮等。洋布、洋纱的倾销使绵竹境内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和农业生产受到沉重打击。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绵竹人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杨锐(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人,晚清维新变法戊戌六君子之一)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杨锐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发动的“公车上书”活动。“公车上书”活动后,杨锐同文廷式、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以振兴中华、开通民智为主旨的“强学会”。1898年2月,杨锐等在京创立“蜀学会”,并发动尊经书院同学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出版《蜀学报》,支持变法维新。同时,杨锐又集资在北京观善堂创设“蜀学堂”,讲研中西学业,扩大知识界视野。3月,杨锐参加“保国会”,接着又与川籍维新志士组织“保川会”,宣传变法救国之道。

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失去自由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戊戌变法失败,杨锐在京被捕,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把在中国争夺铁路建筑权和投资权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方式之一,川汉铁路路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的重要目标。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商办的干路由国家收回,其中包括川汉铁路等,以将路权出让给帝国主义换取借款。消息传出,全国震动,成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迅速波及全川,绵竹人民积极参加了保路运动。

1911年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在铁路公司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推举代表赴京请愿,提出“破约保路”的宗旨,发布《保路同志会宣言书》等文告,出版《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四处张贴,宣传保路。并派会员分路讲演,绵竹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李大麟后受蒲殿俊、罗纶派遣回绵竹,任四川保路同志会西南路讲演员。全川各地闻风响应,四川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协会和各州县、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众多,达数十万人。

8月4日,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在资州罗泉井(今资中县罗泉镇)开会,大会根据孙中山“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的指示,决定将“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推翻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斗争拉开序幕。绵竹同盟会会员侯国治参加了大会。根据会议决定,侯国治与张达三为川西北同志军统领。其任务是领导绵竹、广汉、德阳、安县、罗江等县的同志军起义。

绵竹旅蓉学生王干青、李吉甫、罗刚毅、杨敬伯、贾筱文、刘禹卿、谢德先等回到绵竹,成立“新民社”,创办《新民报》,进行宣传,发动群众,要求“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在数日内即组织保路同志军数千人,提出“打倒满清,拥护民国”的口号。9月1日,绵竹保路同志军举行起义,分四路向绵竹县城进攻,东路同志军由张秉秋带领;南路由段陶安、陈世通带领;西路由刘寿山、赵仁斋带领;北路由朱仲益、江文浩带领。保路同志军入城后,砸毁烟膏店,砍监放囚,知县冯家伟妄图抵抗,在县府安置大炮,与同志军对峙,后迫于众怒,宣布投降,绵竹县宣告独立。

9月7日,赵尔丰诱捕蒲殿俊、罗伦、叶秉诚等保路运动领导人,并向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开枪,造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这一血案成为保路同志军发动起义的导火线,各地保路同志军接到消息后,纷纷揭竿而起。川西北十余县保路同志军向成都进发,三日内云集成都达十万之众。侯国治在绵竹组织同志军,配合其他地区的同志军积极攻打成都。

由于装备落后,缺乏正规训练和统一指挥,四川保路同志军没有攻下成都,但却震惊了清政府,清政府急调湖北清军入川镇压,导致武昌兵力空虚,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乘机发动武昌起义,建立军政府,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0月13日,四川荣县独立。四川先后在重庆成立“蜀军政府”,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发布退位诏书,加快了中国实行共和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权的和平交接。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同时,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绵竹人民在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中显示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并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刺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反袁。8月,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杨庶堪在重庆宣布独立,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发动四川第一次大规模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的武装斗争,四川各县纷纷组织“靖难军”,举旗响应。不久,四川的讨袁战争失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建立中华帝国,悍然复辟帝制,其倒行逆施行径引发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的革命党人发生了严重分化,一些人投向北洋军阀政府,成为官僚政客,一些人拥兵自重成为新军阀。1918年,四川督军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自征地方税款,作为粮饷之需,之后形成四川军阀统治四川的基本体制防区制,直到1935年防区制废除。军阀防区因军阀混战不断变化,大小军阀按其实力强弱占据数县或数十县的地区作为自己的防区,在其防区内任意委派官吏,征收赋税,印发货币、公债,造武器,办报纸,拥兵称雄,各自为政,成了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在防区制统治时期,非经防区长官认可,国民党省政府或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法令均不得有效通行于防区内。军阀们为巩固实力,扩充地盘,不断征兵,军饷和粮食需求大增。巧立名目的赋税多至数十种,粮食成了军阀们争夺的重要目标,军阀采取高额征收田赋、扩大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等手段横征暴敛。在实行防区制的那些年间,四川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四川人民苦不堪言。

在这个时期,绵竹为国民党29军防区,军长田颂尧掌握防区内四川西北26个县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教育大权。在田颂尧29军的财政收入中,田赋预征居首位,将一年一征的田赋增加到一年近十征。在绵竹预征粮税无期延伸。每年征至四五季或七八季不等,每次征粮地方政权附加随粮附征,军绅互惠以中饱私囊,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征粮至1983年。并且将烟税摊入田赋一并征收,1927年和1928年两年,按田赋一年之数摊烟亩捐,年征78000元,1930年又增为按一年半田赋征税。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由于地主、军阀、官僚三位一体,威权在握,加剧了对农民的剥削。军阀、官僚投资的主要对象是土地,原有的自耕农逐年失去土地转为佃农,农村阶级日益向两极分化,许多农民被迫离开土地,有的为了生存而投身军队,有的啸聚山林结伙反抗,更多的是走投无路,在饥饿、病痛中挣扎。

辛亥革命的结束,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人民要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必须要有新的思想指导、新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寻找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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